总会遇到这样的学生，话语少，眼神坚定，能感到他有义愤，他内心拧着，耿耿于怀。曾经有过一个男生在课上愤青般地批评余秋雨，一一列出背后的社会原因等等。下课后，跟我一起离开教室的几个学生说，这男生是个怪人，刚入学竞选班长的时候，他一个人滔滔不绝讲了20分钟（没竞选成功）。
针对这事，有同学和我交流：
“估计他是农村来的，心里有一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感觉，现实中经历过不公，而他无奈又无力，再过两年，他可能就淡漠了，不在乎了，其实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不需要思索，也不需要痛苦。”
“让受现实挤压的人保存思索和义愤是更加不公平的事，是双重痛苦。”
“而好像只有受挤压的人才会思索得这么深。”
“其实富家子弟最单纯，无忧无虑，而从社会底层家庭挣扎起来的人往往显得阴沉、猜疑、敏感。”
当然，我们的交流没有互相认可的结果，从这位学生的角度能感到他家境不错。七年里多次面对这样的场合，不同家境的学生在一起，不一会儿，就有人不知觉中渐渐显出夺话炫耀和强势，而另外一些变得沉默和没底气。我一般都是不出声的旁观者，只在心里有不舒服。社会本不该低看和挤压任何一个人，爱惜袒护信任才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基点，可惜，现实经常刚好正相反。
炎热的8月，收到一条短信：老师，今天爬了好几座山，很高很深的草，浑身都是伤口和血迹，脚底已经破皮了，下山喝了三瓶王老吉一瓶矿泉水，当时饿坏了，但收获颇丰！起码算得上可以……
一个不认识的号码，问他是谁。原来是新换过号的邓伯超。
一年多了，邓伯超在闽西和粤东两地间拍他的第二部关于客家人的纪录片（第一部是海南儋州客家人的纪录片《余光之下》）。他说：预计年后上剪辑台开始后期制作，大约还要做一年，整个片子会讲大概三到四个故事。他说他相信“电影有它自己的能量”。在中国，做纪录片这种事几乎都伴着纠结波动抗争和各种透支，没这些起伏折腾几乎就不能叫拍纪录片。这一年里，收到邓伯超片片断断的消息，有时候不敢确定他现在做的是不是他想要的和是不是愉快。为什么他要在南方最酷热的季节去爬山，是折磨自己还是证明自己。
把一身的力气用给了好几座山，能得到最实在的回报，就是划伤疲劳和饥渴，虽然这回报完全无用，但是效果立马可见。或者，他只是一时兴起，要再验证一次这世上真切地存在着他这个不想屈服的邓伯超。他在靠身体的损耗来呈现生命：我没辜负岁月时光，我没有浪费它。
秋天，也听人说，邓伯超在一个台风之夜有事到了广州，当时身上只有59块钱，去提款，发现他妈妈把钱全还了助学贷款，卡上已经空了，只好走路去找朋友，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能休息的地方已经是早上五点多。记得邓说过，他爸妈急着还上助学贷款。
邓伯超的同学说，邓有种悲情的倾向。我想，没有人要期待悲情，人的本心都想快乐简单，但是像上面那位学生所说，也许富家子弟才能做到。世事把一些人悲情化，不是他主动去选择悲情，很多时候他这条生命的出现就是一场跌宕悲情的开始。期待这种悲情的聚集能给邓伯超的新片带来持续不绝的力量。
有人问我，为什么有些同学那么敏感：一次课后，班长通知贫困生先别走，留在教室（类似情况我碰见过几次，能看到有人从桌上收书的动作开始放缓，我一般会赶紧走），留下的人开始填一张申请助学金的表格。当时有个学生嘟囔着说：我不愿意填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是填了……向我转述这句话的人说：也太敏感了吧，不必这样，贫困怎么了，也不是你的错。
贫寒不是错，但由贫寒带来的暗伤害很少被他以外的人理解和重视。
一个学生在作业里说：我不要生活在社会底层，任人宰割。
因贫寒而变得脆弱的年轻人，平日里周围人吃什么零食，买地摊衣服还是品牌服装，用什么护肤品，又网购了几本书，漫画还是专业书，这些耳旁流过的信息都可能伤害他。寒假临近，少数人买了飞机票，多数人要排队（有的排一整夜，最后没买到）购买半价学生票。去年就遇到学生在说：不就是坐飞机吗，到处说，有什么可显摆的？有人提前很久买了折扣比较低的飞机票，别人问他怎么回家，火车还是飞机，他支支吾吾，不想“刺激”了别人。也有相反，听到过女生旁若无人说：飞机票买好了！
飞机和火车，相差只是人民币1000块，而正是这10张红纸暗自拨弄着人心，它对一个人的影响值也许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起码，在很多人的大学四年里，拿不出1000元就是事实，他们得像齐仙姑的文章“春运二日”所写，和很多回乡的人一起挤在车站的地上过夜。一位《羊城晚报》记者说，听说北大课堂里，学生几乎都是用苹果手提在记笔记。希望这种事慢一点被我们的学生知道吧。
萍告诉我，刚刚过去的2012年暑假，有些同学搭伴去旅游，大三了，大家都对暑假越来越珍惜，而她赶回了老家江西萍乡，整个假期过得很忙很赶也很充实。有段时间，她要早上五点多起床，赶很远的路，给当地一个准备中考的学生做家教。现在还会有农民看重教育，辛苦攒着钱，要给孩子请家教，每小时付费二十块（当地人认为这收费很高了，羡慕萍能找到这种不出大力就赚多钱的俏活儿。学生在海口市做家教一般每小时四十）。家教课结束，她马上赶去另一个地方给成人辅导班做老师。每天跑路讲课很累，一个暑假下来，赚了3500块。自己带了1000，其余的都留给了妈妈。现在萍已经基本不用家里汇钱。萍的姐姐师范毕业，先在当地做代课教师，每月工资800块，后来经过省里的统一考试，拿到了教师资格证，现在是正式的小学教师，每个月能拿1500。姐姐的路就摆在眼前，萍问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所以她想考研。
说回已经因纪录片《余光之下》有了名气的邓伯超。2012年的夏天，忽然收到他的短信，大意是如果没有摄像机，这生命就没什么意义……
另一次，他再提起在学校时候第一次去献血之后，他让医生同意他隔着采血袋去摸摸自己的血。他回忆那医生当时只是让他摸过一下，就赶紧把血袋拿开了：“我的血啊，好像怕我带走了一样，第一次献血，摸着舒服，我想多摸下……我摸了之后，他很快拿回去，穷人有穷人的穷，但这个方面，医生比我穷多了……”
从摸到血的温度到穷和富，这中间的逻辑跳跃太大了。记得2009年那个晚上的课，请邓伯超来跟学弟学妹说点什么，他就站在门边，他当众说出的那句话：“我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这种情绪在他心里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好像有增无减。对金钱，对城里孩子的性格（城里孩子不够狂野，2011上课记“让我摸摸我的血”写到过），他始终有抵制，或者在潜意识里他始终在站队在排斥在自我鼓舞：我不富有，我有富人所没有的东西。
他只是想伸手摸一下刚刚交出去的还热着的自己的血，也许在捐血车里，这个农家子弟有点“文艺”的要求早被医生忽略和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邓伯超，这个被自己的血暖一下的过程和医生的举止神情是记忆深刻的，也许由此，正是他始终要找到的唯一得以高擎起来的自己独有的道德优越感，他的傲然，不顺服和敢挑战：
和富人相比（医生不该算真正的富人吧），我可能更豁达大度，更慷慨救人；我能吃任何苦，没什么可以失去的，我无所畏惧；我一点不比别人差，只是无权无势无钱，而你有的那些不一定来得正大光明。
六十多年前，贫寒的农民分得了相对不贫寒人的土地资产，当时叫“土改”。近些年，不断看到相关记录说当年很多地主的财产积累是靠多年节俭勤勉所得，而今天的贫寒人群想靠节俭勤勉将很难变成富人。这无法改变的贫寒会不会逐渐被酝酿培育成了一个准信仰，一个精神依赖，贫寒也因此得到“升华”，获得“永固不变”的、可以坚守的某种意念？当明白了贫寒不可扭转，甚至十多年努力背书考试依然不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这种与生俱来又不可脱离的贫寒就没什么可羞愧的，就有点正义凛然了。贫寒之力也能攒聚，因为每个生命都需要自我解救。如果一个人始终感觉生命被抑制，他又不甘，就得时刻攒力等待个人光彩的爆发，只是不知道那光彩将以什么形式暴发，这个庞大的刚有温饱的群体不断在被挤迫中积累情绪，没准儿布下了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