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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峁峁飘着一面旗(张宝林)-mile米乐体育

编辑:王枫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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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秦西最迷人的季节。

  我在这么个时令里钻进陇山深处,是要造访秦陇接壤处一所山区学校的“掌门人”。

  车在盘山道上千回百转,将万千山头压到了脚下。一道蜿蜒的山梁,一座馒头状的山包,一堆绿树掩映着几座瓦屋,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一面刺出绿蓬、在蓝天白云中猎猎招展的红旗——多么熟悉、亲切啊!我曾多次拥抱过的峰山小学。

  学校很小,就那么 2亩地、 20几间平房, 51个学生、 5名老师。校长姓张,老家就在离学校约有五六里地的村子。那个百余口人的小村落也和学校有着相同的名字:峰山。大概是因地处僻壤,穷怕了的缘故,在村里拥有最高学历、端着公家饭碗当教师的他父亲,给他取了个很是俗气的名字——存贵,父亲指望儿子大福大贵!

  张存贵中等个儿,脸上凝结着山里人的淳朴、憨厚与坚毅,平头短发和一身略显陈旧的蓝西服干净整洁,白生生的衬衣,经日光一照特别耀眼。多年“娃娃头儿”的生活,让 50岁出头的他看上去仍不失童真。

  上世纪 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国家兴“顶班”。张存贵是父亲的长子,又刚从高中毕业,老爸和他的条件都符合公家“顶班”的硬杠杠。当时人才青黄不接,到处都缺人,就业空间天阔地广。  在众多可供选择的职业里,他相准了教师。老师是啥地位?“家有五斗粮,不当猴儿王。”张存贵说他受够了“没学上”的苦头。他还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文革’中的初中甚至小学生当教师误娃。粮食误了是一料子,娃们误了可是一辈子呀!”

  就这么,他成了老师,走上了三尺讲台,一路顺风。我说 :“你当老师可谓是名副其实地‘顶班’,是典型的子承父业!”他哈哈大笑。“教师是蜡烛,照亮了别人,耗尽了自己。”他选择了“教书匠”,又选择了故土上的山村小学,是选择了寂寞,选择了默默无闻。峰山,单听名字就能想得来是个啥样儿。山峰之巅,村上三四百口人,住在六七道山脊坡沟里,自然村就有十几个。当地人上街去甘肃还比到陕西近好多哩!学校孤零零地坐落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峁下,当然是为了全村学生上学路途都要差不多。张存贵一待就是 32年,他耗去了生命中最光亮的时段,且在依然坚守。

  土坯瓦屋、泥泞满地、粉笔教鞭、被动应试、灌输知识,教室敞亮、绿树鲜花、电脑投影、提升素质、培养能力……

  一切都在变,在悄无声息、不知不觉中,但又是脱胎换骨、翻天覆地。中师、大专,张存贵不停地往他的桶里“添水”。峰山小学距县城足足有 40多里地,自行车是他最基本的交通工具。他压指头给我算过一笔账:这些年,他把三分之一的星期天用在了面授听课上,花了近万块钱。

  10余年前“普六”,学校里十几间歪七扭八、岌岌可危的漏室要“修理”。那时,国家的兜里还瘪着,兴的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兴的是“集资办学”。峰山村人少又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有近2000块钱没着落。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妻子是个病罐罐,儿子都还在念书,4口人的生活都靠他每个月的百十块钱撑着,手头很是紧巴。他打上了家里那头大黄牛的主意。牛可是山里人的命根子啊!没了牛,就意味着土地荒芜,妻子嘴撅得像个栓牛橛,儿子说他是瞎胡弄。一次次商议,都以 3票反对不欢而散。先斩后奏!趁妻子回娘家,他把牛牵到甘肃的一个小镇上卖了。为了这,妻子和他美美地大闹了一场。学校的危房变成了砖房,张存贵却顶了牛的班。那年三伏天,人们看见妻子扶着犁把,他弯腰弓背拉着纤绳在陡坡上耕田,汗水把衬衣粘在身上,就就像刚从河里钻出来……“普九”那年暑假,学校拆旧换新。村里原本就人手不多,又是农忙季节,看管工地的担子搁在了他一人肩上。他让妻子给民工做饭,两口子在学校整整住了一个暑假。却把自家的秋田荒芜了——收过的麦地没见过犁,成了夹在邻居耕地里一绺蒿草比人还高的绿带子。乡上检查生产,问:“是哪个懒汉把地种成了这个样子?”村长说:“是存贵家的。他守在学校里,把地荒了。”乡上人惊得目瞪口呆!

  学生毕业要到乡上的中心小学统一考试,天公偏不偏下了暴雨,往日干涸的小河,水涨得一下子浸过人腰。他把学生一个一个背过了河……午夜,一名学生突发高烧。张存贵让两个大点儿的学生打着手电筒做伴,背着昏迷不醒的病孩摸黑走了五六里地,打门摇窗地叫起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给娃挂吊瓶。尔后又背四五里山路把学生送回家,一直折腾到了东方泛白!

  四川一家人从宁夏返蜀,半夜里车翻到了学校附近的崖下。他发现了,骑上车子就往村里跑,请乡邻救了那一家人的命;学生交不起书费,买不起钢笔本子……好办——他手往自己腰包里一伸,问题当即解决……终有一日,只顾埋头干事的他被人发现了。那人是乡里的教育专干。专干把张存贵的那些事儿说给了乡上的头儿,也说给了县教育局的头儿。

  那年,上级表彰师德标兵。乡里把他推荐到了县上,县上又把他推荐给了市里,一直到了省里、到了北京。张存贵成了全国师德标兵!

  我是在县上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初识张存贵的。县上代颁国家的奖章、证书,还有奖金。

  再往后,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专程找他谈话。记得那天我问他:“你咋才申请入党?”他说:“我总觉得不够格儿。”他稍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现在申请入党,你看我能成吗?”我说:“早都够格儿了!”

  忆起往事,他脸上又绽开了笑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眼角的鱼尾纹像秋天灿烂的菊花。

  我问:“你想下山进城吗?”

  他说:“进啥城哩!这些年来,峰山出了十来个大学生,那些娃我都教过。他们回来还常看我哩,我高兴啊!”

  他的家早都搬到了县城。他可是每周都要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山路回家呀!

  贫瘠偏僻,山大沟深。这块黄土地上世纪 40年代初就有党组织活动。当年“闹红”的时候,这一带流传着一首“扬燕麦”的民歌:“山峁峁上飘着一杆旗,穷苦人过好光景指望你;山脊脊上燃着一团火,映红了沟洼照亮了我。”

  车离开峰山梁又爬上另一座山峁。我嘴里还哼着那首“扬燕麦”……透着车窗隔沟遥望,我看见峰山小学院里的那面红旗在绿树梢头高高飘扬。

  艳阳下的旗帜红彤彤的,红得耀眼夺目!我似乎看到那红旗上的五星幻化成了镰刀、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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